金銀灘里的隱姓埋名者： 只求奉獻祖國

　　中新網青海新聞3月13日電(徐嬌)在時代的浪潮中曾經有這樣一群人，他們是普通人，卻又干著不普通的事，他們不畏艱難險阻，甘愿為金銀灘草原無私奉獻，他們是二二一廠最堅實的支撐。

　　艱苦奮斗，無私無畏

　　在二二一廠區，梁益福的父親在此工作了一輩子。

　　1982年，梁益福在二二一廠的技校畢業，那時的他并不知道接下來要干什么工作，只是聽從學校的安排進行入職前的職業培訓。培訓期間，有工程師會專門對這些剛入廠的年輕人進行詳細的講解，包括二二一廠具體生產什么，能打多遠，產生多少當量。

　　這份職業的特殊性，使得年少的梁益福內心非常害怕，但他又特別喜歡這份可以去操作器械的工作，內心的糾結與矛盾在此刻達到了頂峰。“剛開始接觸這份職業說不害怕是假的，后來想想其實也沒那么害怕了，父親已經在那里面干了一輩子，我也想在這份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人生理想。”梁益福坦言。

　　剛進入車間工作不久，梁益福就被眼前的場景嚇到了，只見同事們戴上護目鏡和帽子，將頭發脖子全部圍起來，口鼻處還戴著一層特制的口罩和一層厚厚的醫用口罩，身上穿著布的和絨的衣服，外面再套著工作服，工作服上還要圍5毫米厚的皮圍裙，用來擋住射線……年輕小伙子哪里見過這陣仗，一問才知道當時有個部件被腐蝕了，拉到廠子里作為返修件。

　　“當時是真的害怕，但是領導會給自己做思想工作和心理疏導，加上自己是真的喜歡這份工作，就留了下來。”梁益福回憶道。

　　梁益福說：“雖然當時很多同事因為年紀輕沒有成家，并且工作的危險系數太高，所以不愿意在里面干，但是說著說著，也就干下去了。”

　　那時候的梁益福在學校結識了現在的妻子，與妻子一同在廠內工作，他們每天穿梭在機械的轟鳴聲中，忙碌而有序地完成自己的工作。

　　從開始的緊張、害怕到后來的堅定與奉獻，慢慢地，梁益福一家在廠區奉獻了大半輩子。他覺得在這個“大家庭”里，每個人都感受到了一種共同的責任和使命感，他們的心中有一個共同的信念。

　　梁益福希望他們的故事能夠被更多人知道，為此他開通了“梁子故事”公眾號，想去全國各地進行演講，還舉辦了演出，梁益福坦言：“現在年齡也大了，我就是想盡可能向更多的人講述那段歷史。”

　　不為名利，保家衛國

　　“退伍雖是無奈之舉，但我一日從軍，終生是兵；國家有難，有召必回。”已經68歲的退伍老兵林明福聲音顫抖地說。

　　林明福曾是青海獨立師步兵第六團的兵，即便現在年華漸老，但在談起那段崢嶸歲月時，笑地像小孩子一樣，眼中盡是懷念與留戀，歲月雖然在他臉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……

　　剛入伍不久的林明福，在上崗前進行了嚴格的保密教育工作，宗旨就是上不告訴父母，下不告訴妻女，信件、地名全部用代號表示。“那時候的我們，都不知道原來自己天天守的樓里，研制的是原子彈。”林明福回憶道。

　　對于林明福來說，每天單一且重復的工作任務其實并不枯燥，他的目標就是做好上級交予的各項任務。 “我當時主要負責檢查二二一廠一分廠內工作人員的證件，證件上有照片，需要和本人進行樣貌核對，不是同一棟樓的工作人員堅決不能互相走動。”在談起當時的工作任務時，林明福依舊邏輯清晰，語言堅定。

　　除了上級交予的本職工作外，巡邏與站崗也是林明福必不可少的任務。“那會人手不夠用的時候，站完崗只能睡三四個小時，感覺自己剛睡著，又被叫醒來去站崗了，苦是苦了點，但我們依舊干勁十足，誰叫我們是軍人呢。” 林明福笑著談起那段艱辛歲月。

　　“我雖與他攜手半輩子了，但是他當兵時候的故事卻是我這么多年來慢慢拼湊起來的。”妻子徐雙桂說道。林明福覺得，他只是廠區內的一名普通戰士，干的也只是分內的工作，不必將此經歷掛在嘴上，他也似乎從來不主動與家人提及自己年少時的參軍經歷，就連孫子林志華都很少聽到。“爺爺就是我心中的一道光，我打心眼里敬佩他，他的事跡一直激勵我努力學習，我以后也要像爺爺一樣去當一名軍人，為人民服務。”孫子林志華說。

　　如今的林明福，依舊保持著一位退伍軍人的風范，對待生活提倡勤儉節約，當兵時用過的水壺和牙刷杯一直用到現在也舍不得換。他說：“在部隊的時候用著感覺挺好的，所以就帶回來了，沒想到這一用就是大半輩子，莫要見怪啊。”

　　顧全大局、舍家為國

　　孩童時期的竇建德不知道為什么突然要搬家，只記得那天自己跟隨著家中長輩，還有村里的其他幾戶人家一起擠上了一輛綠皮卡車。長輩們行事匆忙，只拿了家中的被褥、炕桌和一些鍋碗瓢盆，這些生活用品就將本身就不是特別大的車廂塞得滿滿當當。

　　新家是100多公里外的剛察縣三角城種羊場，一家五口人被安置在了一間簡陋的窯洞里。

　　1975年，二二一廠為牧民子弟創辦的馬背小學剛成立的時候，竇建德的父親在牧場的三個大隊進行教學。 跟隨著父親的步伐，竇建德也在1986年開始擔任教學工作。

　　竇建德前半生放過牛羊，當過干部，也當過教師。“從我有記憶開始，就感覺自己一直在搬家，粗略算一下大概搬了30多次，條件還是太艱苦了，總感覺吃不飽穿不暖，尤其是1965年的時候，路上看見個穗頭大家都搶著要呢，媽媽一老跟我說，那是人們用來踩的，但是我才不管呢，因為實在是太餓了。”竇建德回憶道。

　　如今已經70歲的竇建德，頭發花白，但仍能從眼眸中看到一股屬于那個年代的干勁兒。他家中客廳角落墻上掛著一面錦旗，是竇建奎做慈善時收到的，對此他卻不以為然，擺了擺手說道：“這都是小事，不值一提。我退休后能拿到將近5000元的退休工資，相比于前半生的顛簸來說，現在的生活實在是太幸福、太安逸了。”(完)